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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10月27日刊发了美贸易代表弗罗曼参加大西洋理事会有关活动时的讲话,涉及TPP等重要事宜。现将核心内容摘译如下:
60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贸易是外交官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这一论断对于当前形势依然适用,表明了贸易的战略重要性与经济的关联度。我们的贸易协定建立在经济价值基础上,支撑高薪工作,增强美中产阶级实力,这也正是本月初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初衷。
TPP的经济意义显而易见:美已是最开放经济体,平均实际关税仅为1.4%,现已不再采用变相贸易壁垒的政策,从TPP成员国进口的80%产品已经免税。几十年来,开放成为美竞争力的源泉,自二战后贸易自由化已为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贡献了1.3万美元的年收入。然而,美国之外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海外竞争常常不利于我们的工人和企业。目前,美出口的平均关税比国内高一倍以上,如汽车出口关税达70%,机械出口关税达50%,一些农产品关税高达700%。同时,美中小企业在海外常因繁杂的海关条例或其他程序而深受困扰;工人不得不与没有劳工保护的他国劳动者竞争;海外业务面临获得政府补贴和无需维护环保标准的国有企业的竞争,诸如此类的低标准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削弱美全球竞争力。TPP旨在消除这些挑战,汇集12个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40%,形成美有史以来最深入和最具雄心的贸易协定。TPP为美产品削减了逾1.8万种亚太国家征收的不同关税或税收;为美汽车、轮胎和零部件打开日本等国市场;下调渔业补贴既是环保成就也是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首个减少补贴的自贸协定;网络自由条款保障了数据自由流动的权利,为数字经济创造了良好基础。以上种种成果,都将推动美向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加大出口,为美在上述产品出口方面提供便利,并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
同时,TPP对美在全球贸易领导地位的重要性胜于经济意义,这也是一种战略逻辑考量。贸易,特别是TPP是我们在本世纪应对最大挑战的重要工具。近几年,一系列来自全球化、技术变革、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结构性转变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产生冲击。当今全球问题,无论是亚太地区的领土争端,抑或欧洲外围的冲突,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波动,其背后都有这些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压力。美贸易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世界经济充满矛盾时,振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首先,TPP制订了史上最高贸易协定标准,将确保未来全球贸易体系规则与美价值观和利益相吻合。TPP与中央集权、重商主义相对立,后者不提倡劳工或环境保护,不强调知识产权执法,不约束国有企业行为,不承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络。全球贸易体系开放并基于规则对美有利,因此美需成为规则制定的领导者,而非冷眼旁观,将机会拱手让人。
其次,TPP将加强美与盟友关系,共同更为有效地应对各类挑战,并为未来更广泛的共同利益打好基础。对于美国的伙伴,TPP的收益远超贸易的经济价值,他们得以在亚太地区风云变幻的重要时刻,与美共同加强政治与战略关系。例如,日本首相安倍对外表示,TPP不仅对日本经济,也对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TPP将通过扩大现有秩序涵盖范围促进包容性发展,使其收益得到更多更广泛共享。TPP包括劳工和环境标准、良政与反腐规定等高标准都将激励亚太地区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推动减贫与稳定。
鉴于上述原因,TPP是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具体表现,向世界释放强烈信号——美将是整个亚太地区繁荣与安全的主导力量。
TPP的经济与战略逻辑颇具磁吸效应,其本身便是一个开放性平台,随着时间推移,将有助于地区和全球标准的提升。三周前谈判已结束,至今美已收到多个经济体加入TPP的意愿。这表明,即便非TPP初始成员国也不得不因TPP的存在,而提升自身标准。而这对各方都将有裨益。
TPP谈判结束后,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便成为各方关注。美与欧盟正在加速这一进程,并于不久前在迈阿密完成重要回合谈判。当TPP和TTIP都完成时,美将与占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二的地区形成自贸区,从而可更好地推动高标准多边化。
TPP、TTIP等区域自贸建设已对多边贸易体系产生影响,但我们不可能从过去一直处于失败或停滞状态的架构中期许成功,这一点明确无疑。以多边贸易体系处理当前与未来诸多问题充满风险,将使世贸组织(WTO)日渐凋敝。
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过,“如果我们在贸易政策上失败,那我们将一败涂地。我们国内就业、生活标准、安全保障以及自由世界的团结都将付之东流”。为避免这一结局,我们正不断努力。没有什么协定是完美的,有时极易产生负面效应。但总有一天我们需做出选择,究竟是TPP还是未来将面临的另一番景象。从经济和战略上来看,如何选择再明了不过。